恢复、重建西安石油学院的十年
邢汝霖
我校的前身——西北石油工业专科学校是在当时西北石油管理局领导下，于1951年创建的，是我国最早的石油专科学校。经过七年的多次改变隶属关系、改变校名和校址搬迁之后，于1958年改建为西安石油学院，进入大学发展的阶段。又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，先后增设了地质、钻井、采油、矿机、炼机、炼油、人造石油、石油仪器等专业，在校生达到1200人，走上了教学、科研、实验手段逐步完善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健康发展的道路，并迅速进入陕西省院校的先进行列。1960年就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学校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使学校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，是全国石油院校中受害最深、最重的单位。学校有四位领导相继去世；宣布学校撤销；学校停止招生；教师大量流失；图书、仪器、设备被毁；十几年师生付出的心血和积聚的办学条件荡然无存。但师生不屈不挠、团结拼搏、艰苦创业的精神，深深扎根在大家的心里。
为适应石油工业、特别是西部地区石油工业大发展的需要，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恢复重建西安石油学院。深埋在大家心里的不屈办学、奋发图强的传统和石油工业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精神又一次迸发出来，发挥了巨大的威力。在当时地无一亩、房无一间，总共只有教职工80人的条件下，凭借这种精神和地处西安这个大城市的优越条件，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及时招收了矿机、炼机、仪器3个专业的学生91名，还借助兄弟院校的师资、实验室等条件，确保了这批一入学就住在旅馆里的学生的教学质量，开创了石油院校艰苦创业的奇迹。
我是1984年初，遵照石油部领导的要求：“春节一过，就去报到”，来西安担任西安石油学院院长职务的。
1984年2月15日，在全院系处以上干部来家欢送的热烈气氛中，我难分难舍地孤身离开了战斗了20年的西南石油学院，去西安赴任。到成都后，首先去四川石油局，向兼院长、四川石油局书记杨星亮告别后，就踏上了新的征途。
2月18日下午到了西安，西安石油学院的全体院领导和部门负责人，已到车站来迎接，特别是副院长满应科是带病来的，这些都使我特别感动。当时，学院的职工还都住在原石油学院撤销后改建的仪器厂，只把我一个人安排住在新建办公楼的办公室里。
2月21日，在副院长赵迺的带领下，我们去省委拜望了省委领导，晚上去看望了学院的老领导、老教授，并召开见面会，和大家第一次见面，至此，算是完成了到新单位报到的程序。
来院前，石油部首长明确要求我，到任后要“学大庆精神，创一流学校”。当时虽已招收了四届学生，却没有起码的办学条件。校舍基建是刚刚从零开始，只征了99亩地，只盖起了学生宿舍楼、办公楼各一栋，学生上课仍租用民房；教职工只有360人，其中教师只有106人；没有教室，没有实验室，没有图书馆，没有运动场地，没有教职工宿舍；这样简陋的条件，无疑，距一流学校相差万里！特别是，我来院时已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八年，但“文革”十年中对人们的精神伤害仍远未愈平，“斗争哲学”的幽灵仍时隐时现。干部之间、干群之间、单位之间仍然是积怨甚深，矛盾重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到学院之初，最大量的工作是接待各种“投诉”。人们不愿白天公开来“告状”，往往是晚上来。那时学校没有教工食堂，只有学生食堂，我又不愿吃“小灶”，只能和同学一起吃。白天处理完大量事务，下班了，他们也来了，这样经常是错过吃饭时间，顾不上吃饭和睡觉。 特别不幸的是，我刚来不久，发生了一场车祸，司机和一位干部当场死亡，多人受伤，家属来校大闹，弄得学校难以正常工作。
再有就是，当时学校已盖好几栋职工宿舍，因为对分配原则存在分歧，职工担心领导先分多占，纷纷向省里反映意见，省里也曾派人来校调查，以至久久不能分配。其结果是，一方面学校有房不能住，另一方面，教职工都住在仪器厂，上班坐车来，下班坐车走。晚上在校的，除学生外，只有我一人住在办公室。事实上，下班后，学校处于瘫痪状态，学生中的任何问题，都没有人能帮助解决。
以上这些情况，已清晰地说明：必须采取坚决措施，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状态，努力营造一个安定团结、稳定和谐的环境，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。
为解决上述问题，在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，依靠全院同志的努力，我们立即开展了以下的工作：
1.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，在全院开展了“否定文化大革命”的教育，组织全院教职工特别是系处以上干部，联系思想实际，分析、认识“文革”中在“阶级斗争理论”的指引下，人们相互斗争的危害；与此同时，广泛进行了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和矛盾化解工作，努力消除存在的矛盾，增进理解，促进团结。
2.针对分房中存在的分配原则不合理和对领导不信任等问题，我们多次开会，统一认识，经过充分调查研究，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制定了按职务、职称、工龄等评分排队的分房办法；为消除对领导先分、多占的顾虑，我以身作则，在大会上公开宣布：我继续住在办公室，不参加分房；领导干部和大家一起评分排队，并欢迎群众监督。就这样，顺利地分配了四栋教工宿舍，在4月底，大家兴高采烈地在一周内搬入新居，结束了靠交通车上下班，下班后校内无人管事的状态，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。
3.我来时，学校和基建施工单位关系很不融洽。教学亟待用房，而施工进度极慢；施工单位从工地向外拉运材料，学校无法制止；主管基建的副院长、处长都表示不想干了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主动找施工单位负责人征求意见，了解他们的困难，发现矛盾源于工作中的不协调和互不谅解。于是学校领导深入工地做干部和工人的工作，代表学校去慰问、放电影、帮助解决工人奖金、努力改进建材供应等问题，从而理顺了双方的关系，推进了基建施工。
4.教学主楼部分建成并投入使用后，有些学生缺少爱公物、讲卫生的习惯，在大楼走廊拍球、踢腿，崭新的楼墙上布满了球印、鞋印；地上是片片痰迹；教室、宿舍设施经常损坏；上电梯争先拥挤，秩序混乱。我们便把改变这种状况当做大事来抓。全校动员，人人动手清除，大家监督，很快清洁了环境，也培育了学生与校园和谐相处的好品德。
5.在以上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，我们建立了“领导干部约法五章”,要求院领导成员秉公办事、不以权谋私、不受礼、不吃请、讲党性、讲原则、敢于抵制和纠正一切歪风邪气、不当老好人；并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，开展认真的批评自我批评，坚持廉政建设；建立各个层次的岗位责任制，并认真检查奖惩；实行领导干部接待日制度，听取职工意见、建议；设立学生兼职秘书、学生通讯员，加强与学生的沟通；实行赠寿面活动，在每位教职工生日那天给送去热腾腾的寿面等等。通过这一系列措施，实现了全院的大团结。从此，坚持这样的好风气，在1986、1991年学院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党风先进单位、党风廉政先进单位、先进党委和省文明校园。
通过这一段的实践，我们体会到：团结、和谐、稳定是办好学校的前提和基础，而实现真正的团结，首先要有领导干部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、严格自律；在领导班子内部要通过民主生活，相互监督；在工作中坚持民主法制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，这样学校就必然会成为安定有序、充满活力的单位。
由于任务重、精神压力大、工作压力大、生活又不正常，来校后坚持了半年，到10月中旬，我就一病不起。开始是两腿浮肿，血压升高，心电图不正常，送老年病院诊断为高血压冠心病，给予硝酸甘油输液治疗。入院时我还能在医院院内活动锻炼，输液三天后，全身浮肿，就起不来了。我感到治疗不对，情况不好，建议改变治疗，医生不同意，我便决定让学校来车把我拉回家。
在这以后，我又被送入西安空军医院。他们认为浮肿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，因而伙食增加了蛋白质，并同样按照冠心病治疗，每天吃大量硝酸甘油，但病情反而加重，走路已很困难，进入一级护理，夜里值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看，是否还活着。石油部领导闻讯也派人来西安看望，准备接去北京治疗。我感到这样的治疗仍然不对路，就拒绝继续吃硝酸甘油，医生不许，我只好悄悄地把药片扔掉。幸亏学院卫生所的苏医生认真研究，提出可能是因为甲状腺缺乏引起的病，在学校和家属的强烈建议下，医院进行了“碘131检查”，证实病根确实是甲状腺减退，导致内分泌混乱。这使我猛然想起：这是1971年7月，南充闹大水，我被困西山三天，留下的病根在作祟。果然在服用当时只几元钱100片的甲状腺素片，一周后病状消失，于1985年1月中旬，我高高兴兴地步行回到了学校。
在三个月的住院期间，虽然身体行动不便，但脑袋还是好用的，我利用住院的机会，编写了《领导科学》的讲稿，为以后在石油部的总经济师、总会计师培训班讲授《领导科学》，和《石油企事业领导学》专著的出版，作了必要的准备。
我们西安石油学院，经受的折磨多、被破坏的最严重、恢复的时间短，讲条件的确很差，应该说是从零开始的。不要说和一流大学比，就和陕西兄弟院校比，也相差悬殊。如果按部就班，亦步亦趋，我们几辈子也赶不上人家，那就是永远落后。要想减少差距，后来者居上，加快靠近目标，就必须学习铁人精神，多花心思，多出力气，奋力超越。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拼搏要从当下做起，要从一件件具体任务做起。学校的核心是教学，拼搏就要从提高教学质量入手，才能逐步扩大战果，努力赶上兄弟院校。
1985年初正好国家推行四级英语统考，随后又进行了数学评估，我们便从这儿下手。党政思想一致，行动一致，深入动员全校师生，从自己的岗位做起，人人为提高教学质量奋力拼搏。同时，建立了岗位责任制，严格考核，奖勤罚懒。这样，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，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。85级全国四级英语统考一次及格率仅为5%，86级上升为21.1%，87级为17%，88级为50%，91级达到62.5%，超过了当时陕西的某些重点院校；同时，1987年在陕西省15所工科院校参加的87级数学评估统测中，我院获同类院校第二名，进入了陕西省高校的先进行列。
以上事实充分说明：学校的教学水平固然与物质条件有关，需要时间的积累，但更重要的是人，是人的见识、人的胆量、人的志气、人的拼搏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奋斗。这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。
在教学水平有所提高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，必须实事求是地、扎扎实实地、加速做好改善办学条件的一系列工作：
1.扩大规模，加速基建。把一个大学压缩在不足百亩的范围内，是不可能把学校办好的。经反复汇报和争取，于1985年6月25日，石油部批准了我们扩大规模和加速基建的发展计划。计划到1990年学校占地400亩，在校学生3300人，5系10个专业，教师600人，并于当年拨给基建投资2155万元，征地100亩。1986年又拨给1280万元。此后，到1987年，在短短三年里就征得土地392亩，为“文革”前的122%，建成校舍108万平方米，为“文革”前的216%，为学校加速发展搭建了必要的舞台。1988年，包括教学主楼在内的全部基建工程，被评为陕西省甲级优质工程；教学主楼被评为陕西省8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，学校被评为省、市文明校园。
2.向全国征聘教师。1984年初学校只有教师106人，相对于发展目标是极不相称的，为壮大教师队伍，我们首先通过思想工作，消除了原有教师的各种顾虑和“外来和尚好念经”等狭隘言论；设置了“伯乐奖”；在《陕西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等媒体刊登征聘教师启事，同时制订了一整套公开进人的程序和严格考核的规定。1984年内就进了88人。从1984年9月起，先后有浙江、江苏、云南、青海、四川、陕西等十几个省市的1100多人联系应征，每天几十人不断，其中有中级以上职称的800多人，经严格筛选，到1986年底，先后引进各类人才309人，其中有的后来成了学院院长、系部主任，大部分人成了教学、科研主力，有效地充实了教师队伍。
3.狠抓教师培训。要提高教学质量，必须不断提高教师水平。我们采取的措施是：首先争取世行贷款，在四年内，先后派出教师50多人，出国考察、进修、攻读学位；其次，是将石油部历年拨给的院长基金500万元，全部用于委托国内名牌大学代培研究生250名；三是制定和执行青年教师培训计划，安排每位青年教师在三至五年内至少担任一次助教、班主任；去石油厂矿参加生产实践一年；承担一项科研任务；参加青年政治夜校一期，并去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一次，经考核合格方可任教。经过这样的多种磨炼，不少青年教师很快成长成为教学骨干。到1988年底，短短四年，教师就从106人发展为425人，从只有4名副教授发展为正副教授77人，讲师131人，奠定了学校进一步发展的基础。
4.充实设备，强化实验教学。国家需要的是能实干的人才。而实际动手的能力，必须在学校养成。为此，在抓好教学的同时，建设实验室、加强实验教学就成为当务之急。我们在陕西高校中第一个设置了教学实验处，负责全校实验室建设的规划、设备选购、使用、维护、实验教学项目的审核、实验效果的考核检查等等，还从全省范围聘请10位专家评审了我们的建设规划。在石油部强力支持下，到1987年底，三年内，学院设备投资增加到1097万元，设备达7402件，能开出新实验170余项，除满足各专业、年级学生计划内实验外，还开放了实验室，鼓励学生课余时间到实验室做自己设计的实验，还组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行装配电视机等动手活动，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。1986年电子技术、物理实验室、计算中心分别被评为陕西省先进集体。1987年全国13所高校代表39人和陕西省32所高校代表95人，分别来我院参加实验室工作会议，对我院实验室建设是很大的促进。
5严把入口和出口关，确保学生学习质量。招生入学，除控制统考总分外，还要求几门重点课的考分，不合格者不得入学；从1985年以来，学院更加严格了考场纪律，组织中层干部和教师混合监考，院领导巡视考场。按照学籍管理制度规定，达不到学分者，坚决按规定处理。1985年有6名学生退学、20名留级；1986年有22名学生退学；1987年有10名学生退学。我们知道，学生留级、退学会给本人和家长带来多少困难、多少苦恼、多少辛酸，但为了广大学生和学校的前程，我们还是忍痛这样做了。当时虽有人思想不通，但事后得到广大师生的赞许，为建立良好的学风、校风起了示范作用。
6.走出校门，加强校际、校企合作。在改革开放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，闭门教学、孤立办学是没有出路的，必须走出校门，加强校际、校企的互助合作。
1985年4月2日，美国能源石油代表团来校访问，在座谈中，随团来访的美国怀俄明州议员Thomas T Strock说,他可以帮助我们和美国怀俄明大学联系合作。我们不失时机地托他帮忙，并约好于5月份双方互通信息，联系合作。5月10日，我们收到了怀俄明大学的来信，愿第一步交换研究生。5月20日，经请示石油部批准，我们决定派出代表团，去美国考察高等教育，并与怀俄明大学联系合作。6月21日，怀俄明大学文理学院院长Eggers来院。10月5日，由我带队，包括副院长李蘯、教务处长潘学俊和石油部代表刘允正组成的考察组出发去美，考察了斯坦福大学、加州伯克利大学、科罗拉多矿冶学院、南加州大学和怀俄明大学，并在怀俄宁明大学学习10天，住在学生宿舍，深入课堂、食堂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，不仅使我们开阔了眼界，与怀俄明大学签订了互助合作协议，也为以后的开放办学开拓了一条渠道。此后，我们还先后访问了新疆、长庆、河南、中原等油田，签订了互助合作协议，并以西南、西安、新疆石油学院三校联合的名义，与塔里木油田建立了互助合作联系，三校都派出了教师参加油田的生产和科研，为以后更广泛的合作，促进教学、科研、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为实现新的跨越，1986年学校召开了校风建设会议，经全校师生讨论，综合建校以来的实践和石油工业的战斗精神，进一步确定了“团结、勤奋、求是、创新”为我校校风，成为鼓舞和指导全校师生的行动准则。团结、和谐、统一是中华民族始终不懈的追求，也是我们办好学校的基础；勤奋是华夏子孙的优秀品德，也是石油职工的一贯作风，要办好学校就要有王铁人“宁愿少活二十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拼命精神；求是，就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按照高教规律办事，不盲目跟风、攀比，不随心所欲，不偏离航向；创新，就是要打破常规，敢于突破，敢于否定，敢于想前人之不敢想，敢于为前人之不敢为。从此，校风的旗帜不仅在校园高高飘扬，并且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里，成为鼓舞学校不断加速前进的动力。
在领导体制上，当时我们是在石油部领导下工作的，当然，没有部里的领导和支持，就没有石油学院，就没有学院的发展。但石油部终究是国家产业主管部门，主业是生产，就难免会用指挥生产的办法来领导学校。不要说学校的发展规模、专业设置等重大问题必须部长批准，甚至像建楼能否贴瓷砖之类的小事也必须经部长点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有所创新，是难上加难的。但我们不能等待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，从点滴改革、创新作起。为此，我院于1984年成立了高教研究室，专司改革创新的研究工作，从而在修改教学计划的基础上，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、创新的尝试：
1.学分制。为给学生一些选择学习内容的主动权，我们新编的教学计划中区分了必修课和选修课，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兴趣、爱好选学某些课程。
2.浮动学制。为创造因材施教的条件，进一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，学院实行了筛选升降制。使少数德才兼备、智力超群的优秀学生，在修满规定学分后，可提前毕业；专科中的优秀学生达到规定学分的，经批准可升入本科；对本科中少数较差的学生，达不到规定学分的，则可降至专科。
3.短学期制。将一学年划分为二长一短三学期。长学期集中进行理论课教学，短学期可以不受课堂牵制，放心去厂矿进行生产实习，为学生熟悉生产、增强实践能力创造条件。
4.分级教学。为针对学生实际水平因材施教，并提高教学质量，对英语、数学、体育等课实行按实际程度分级教学。
5.突出能力培养。压缩理论学时，加强能力训练，将计算机应用、外语、制图等要求实践的课程安排为“四年不断线”的能力训练。
这些点滴改进，相对改变整个教学模式，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，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，但日积月累，量变总会成为质变的。而且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大学摆脱各种羁绊，按照高教规律和社会需要自主办学、放开手脚实行教育创新的日子应该不远了。
就是这样，我们在优良校风的鼓舞下，依靠全校师生，团结一心，奋力拼搏，使基本上从零开始的学校，到1991年，在短短十年里，征地403亩、完成校舍149万平方米、固定资产12亿元，设有12个本科专业和4个专科专业、2个硕士点，有在校生3000人、教职工1138人，其中教师511人、正副教授92人、讲师161人，成为一所有生命力、有战斗力、有吸引力，在一些方面进入先进行列的崭新学校，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考虑到我来西安已近10年，恢复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，而且我已超期服役5年，是到了交出接力棒的时候了。1993年，我给石油总公司递交了要求退休的报告，得到了领导的批准，于1993年9月正式离职，开始了我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