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忆我的大学学习生活
王水泉
我的五年大学学习生活分成两段，1958年到1961年在西安石油学院，1961至1963年在重庆大学。
1958年8月的一天，我收到西安石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
收到通知书的一刻，我感到又高兴又不解。高兴的是我被录为大学生；不解的是，我没有报考西安石油学院，怎么被录取的。后来，我了解我们的一些中学同学，不少都是被没有报考的学校所录取。在那个时代，每个学生报考时都必须填写“服从组织分配”的承诺，组织上调配是很正常的。当时，报考学校和专业虽然都作了一些了解，老师也作了不少指导，由于学生比较单纯，很难了解到比较全面的信息，报考学校与专业极不均衡。因此，经常出现组织分配的现象。
1958年9月初，我根据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报到时间，按时到西安石油学院报到。
当时，学校的校址在东八里村，周围是一片农田。虽然我在西安长大，但对南郊还很陌生，觉得八里村好像很远很远。学校门口挂着两个牌子：一是“西安石油学院（筹）”，另一是“西安石油学校”。石油学校还在正常的教学。
来到学院，受到了老师的热情接待。顺利地办完入学手续，安排宿舍，学校不收学杂费还发了一个月的饭票。这样，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我们是西安石油学院首届本科生。当时，学院的本科专业有6个：即石油钻井、石油开发、矿场机械、炼厂机械、石油炼制和人造石油，学制5年。首届学生大约300多人，来自陕西、河北、天津、山西、福建等省市，以河北、天津学生最多。
首届学生入学后，没有分专业。学生对专业不甚了解，学校对学生进行专业介绍，让学生填写专业。填写专业时可以报三个，同时，还有一个栏“是否服从分配”，每个学生都必须表态。由于对专业了解不够，学生填写专业极不平衡。我的印象是报炼制、人造石油最多，其次，是炼厂机械和矿场机械；最少的是钻井和采油，特别采油专业报的最少。由于中学时比较爱好化学，我也报了炼油。后来，我被分到采油专业。由于我报的三个专业中没有采油，却被分到采油，心里十分不快。不单我一人，好几个都是如此。后来，我了解到，首届本科生300多人中，有一个学生在“是否服从分配”栏中填了“不服从”。现在看来，这样填写也没有什么不对。但在当时，这位同学可倒霉了，不仅受到批评，而且暂停分配专业。后这位同学作了深刻检查，才又分配了专业。
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是石油部派来的杨霖。杨院长是一位从部队转业到石油部的老干部。他经常给学生作报告，困难时期他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，同学们非常尊重他。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是马文，马院长对教学很内行，也经常给学生作报告。
1958年是“大跃进”的年代。入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课，进行思想教育，学习党的教育方针。当时的教育方针是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学生写大字报，以班为单位进行辩论。辩论的主题是红与专的关系，批判个人主义思想。通过这段时间的思想教育，学生的专业思想也稳定了。虽然采油不是自己报的专业，这时也想通了。我们还参加专业教学计划的讨论，这时对专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当时，每个班大约为30人，每个专业为两个班，共计12个班。大约在国庆前就开始上课。
当时的基础课程为高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质学、俄语、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、金属工艺、理论力学、体育等。我记得高等数学教材是用樊映川编的。这个教材就是现在同济大学高等数学的前身。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
教材是大连工学院编的。制图中的字母、符号、材料、画法规定等都是苏联标准。俄语当时在高考时是参考分数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，入学后进行了摸底考试，按成绩进行分班教学。我记得俄语的教材是用北京石油学院编写的讲义。理论力学是季文美翻译的苏联教材。物理、化学等都是用高教出版社的统编教材。
学校把当时一些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安排在本科教学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：李璗、马中骥、邱永庆、孟毅达、林仙洲、熊启耀、缪孝言、沈鼎和等。
学校按教学计划安排金工实习、物理实验、地质实验、化学实验。当时，学校的实习工厂很大，工种齐全，据说这里还炼过钢。我们实习时，工厂生产有产品。我们的专业是采油，属于非机械类专业，但是金工实习中所有的工种都进行了。1960年初，学校安排采油专业到玉门进行认识实习。采油两个班先到玉门老君庙油田进行地质认识实习，后来又到鸭儿峡油田进行采油和修井实习。这次实习是陈宝红、周春虎老师带队。实习中学生自带行李，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。玉门当时是我国最大的油田，石油钻井、采油、储运、炼制、机械制造等生产过程齐全，技术力量雄厚，是最好的实习地方。1960年我国正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，粮食和蔬菜都十分紧张，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。我们与工人一同上班，只带两个馒头，夹点咸菜，上班8小时不休息，中间只吃两个馒头。上班下班都是卡车，来回路途要花费两个小时。通过实习，了解采油修井的工艺过程。实习虽然艰苦，但是学到了学校难以学到的知识，为专业课学习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也学到石油工人的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。
我曾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，教务处经常向学生干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对老师的意见。我曾几次参加郑述藩老师召开的座谈会、调查会。教务处认真听取学生的反映，改进教学。虽然当时学院学生人数不太多，但学校每年举行田径运动会，举行文艺演出，大学生文体生活十分活跃。至今我还怀念那段学习生活。
1960年暑假后，学校通知我被留校参加师资培训。当时学校师资匮乏。从一、二年级本科学生调出10～20个学生进行师资培训，有物理、热工、制图、力学、化学、政治、机制等课程。这些学生一方面继续听课，一方面参加所在教研室活动。我被抽到力学教研室。同时，学校为进修教师积极联系一些重点高校举办的助教进修班。
这时，学校成立了理学系。理学系主要是为中专学校培养基础课教师。理学系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力学、制图等专业。我又到力学班学习。在力学班上我听了高等数学、理论力学、材料力学、弹性力学等课程。白家祉教授给我们讲弹性力学等。这时，学校参加师资培训的学生陆续被送到一些重点高校学习，其中有西北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合肥工业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重庆大学等。
1961年9月，我和另一个同学到重庆大学进修。我进修力学，那位同学进修机制工艺学。这样，我又进入另一所大学，继续我的大学学习生活。
重庆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。主要学科有采矿、机械、电气、电子、土木、热机、造船等。我参加机械系力学教研室活动。参加力学助教班学习的有来自武汉、山西、广西、四川等高校的助教，他们大多数已经工作，我与西南石油学院的两位学员是在读的学生。我们有时跟重庆大学的学生听课，同时学校还给我们系统地开一些力学提高性课程。
当时重庆大学有200多个自然班。在教学楼上有一个课程调度室。在调度室可以看全校各个班级的课程表。我除了听力学教研室安排的课程外，还到调度室查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去听。在重庆大学的两年多时间我又听了高等数学、机械原理、金属工艺学等课程。当时重庆大学有10多个研究生。这些研究生正在上基础课，我随研究生旁听第二外语英语、场论等研究生课程，我的作业教师也给批改。在重庆大学我听了许多优秀教师的课，使自己终身受益，至今印象深刻。重庆大学的对门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每个周五给青年教师开一门“弹性力学”，授课的是一位二级教授，重庆大学的一批青年教师都去听课，我也参加听课，使自己颇有受益。
1961年到1963年是我国的困难时期，也是我们与前苏联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。大学生们极其关心中苏关系形势的走向。每当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有关中苏关系的长篇文章，图书馆门前的报栏前就会挤满了学生，争相阅读。由于人太挤，多数学生看不见，由一位离《人民日报》近的学生大声朗读，周围一些学生静静地听。过一会另换一位学生继续再读。重庆大学的学风很好，星期日图书馆都挤满了学生。寒暑假图书馆正常开放，就连春节期间每天都开放半天。在重庆大学两年多的时间我也受到良好学风的熏陶。
我们进修生参加教研室的全部活动。教研室同全国高校一样要组织每周三下年的政治学习。我记得当时主要学习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当时书很少，都是由一位教师朗读，大家讨论。除了政治学习，还有业务学习。业务学习中经常讨论教学大纲、教材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。有时还举行学术讲座和研讨，对教学中的难点进行讨论。这时，全国正在学习和讨论《高教六十条（讨论稿）》。该文件是对1958年以来的教改中的一些偏差进行纠正。在1958年，教学改革过分地强调生产劳动和政治教育，在教学中忽视基本理论学习，忽视业务学习。不少老师都经历了1958年以来的教改，对于教改中的问题都有切身的体会。讨论中，对于《高教六十条(讨论稿)》的基本观点给予肯定，同时对于《高教六十条(讨论稿)》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。过了一段时期，再修改的《高教六十条》又下发来讨论。许多老师说，这次修改稿中的修改意见就是吸纳了与他相同的意见。通过教研室的业务活动，我们向许多老教师学到了教学思想、教学方法，进一步了解了一些教学规律。
我在重庆大学学习期间，受到学院和力学教研室的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学院每月给我18元助学金。当时在重庆大学的伙食费约为10～11元，剩下的钱基本就够日常生活用了。
我在重庆大学的学习是刻苦的，除了作完布置的作业，还尽可能找到参考书看。重庆大学在重庆沙坪坝，距离市中心约10多公里，虽然有公交车，但是在重庆大学学习的两年多，我连一次都没有去市里。星期日（当时是单休日）上午一般在宿舍看书，下午去沙平坝。在重庆大学的两年中，我将《理论力学》《材料力学》教材中的习题都做了一遍。对自己所听的课的作业包括数学、英语作业都做了，和学生一样交给教师批改。
到1963年进修即将结束了，根据导师的布置，每个人要写一份业务总结，类似于毕业论文。我大约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。业务总结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非线性振动，属于分析力学内容；另一部分关于板壳理论，是属于弹性力学范畴。这也是对我进修学习的总结。
1963年7月，我完成了进修任务回到了西安石油学院。和我进修的其他学生也都陆续回来了。我把在重庆大学进修的成绩和鉴定交给学校，学校给我发了西安石油学院的毕业证。我的特殊的学习经历，影响着我的知识结构。我虽主要学力学，但对石油的基础知识也有一定了解，也对石油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。我的大学学习生活结束了。我感谢西安石油学院和重庆大学对我的培养。
学校通知我们，进修回来的毕业生，根据石油部要求，要重新分配工作。因此，进修回来的毕业生有些人又分配到别的学校去了，有的留在学校。我被留到学院当见习助教。
1963年8月下旬，根据人事处的调配，我分到机械系报到。系办公室田润邦老师热情接待了我。他看到人事处的报到通知，称我“王老师”。他的称呼，使我一震。田老师这称呼我，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已经转化了。后来，我了解田润邦老师也是重庆大学毕业的。
我到力学教研室报到后，一开学就给沈鼎和老师当辅导老师。辅导厂61班“材料力学”课的后半部分。当时材料力学为120课时，两学期上完。这样，我的助教生活就此开始。当时，力学教研室是全校比较强的教研室，主任是白家祉教授，大家都称他“白先生”。副主任余国安、沈鼎和。教师有缪孝言、王启玮、王良、马癸、陈宝德、潘学俊、陈柏新、林学成（教研室秘书）、贾玉昌、茅东海、蔡新德、韩春潮、张文耀、杜亚君、张希甫、刘炳辉等。力学教研室是一个团结民主、学风正派、积极向上的集体，承担着全院的理论力学、材料力学、工程力学、机械原理、机械零件（机械设计）等教学和实验。我在这个集体里得到了许多老师的关怀和帮助，使自己不断进步和提高。
